新东方烹饪：重拾文学教育的本原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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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，“近传统”中的我国基础教育体系并未完全放弃文学教育，那么，其学理意义上的“文学”比重至少是非常小的，而“工具”的比重则是非常大的。这一“小”一“大”，就决定了我们的语文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或语文教学的过程中，采用的方法也是机械的、刻板的、碎片化的、不科学的。教师在面对一篇颇具文学性的文本诸如鲁迅散文或李白诗歌时，不是放手让学生去阅读、领会、掌握、融化文学文本在写作特色、语言特点、篇章结构、思想意蕴等多元要素，而是按照教学大纲上早已由教材编写专家们“钦定”的“中心思想”、“段落大意”、“写作背景”、“生词解释”等几大块，先让学生自己总结分析，然后由“一贯正确”的传道者们给出“标准答案”。这样的语文教学，冰冷、机械、教条、刻板，将原本丰富有趣、意蕴多元的文学文本分得钉是钉，铆是铆，看似条分缕析、一清二楚，然而却将文本的较为宝贵的文学味道、文学血肉、文学营养、文学魅力肢解了、流失了，剩下的只是一堆过后即忘的无用概念。

　　我国古代传统教育是很重视文学教育的，诗、书、礼、乐在古人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生活等等领域，占据很高的地位，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和价值。孔子非常重视“诗”的教育，赞《诗经》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(《论语·〈阳货〉》。孔子所说的学《诗》可以“多识于花草树木之名”即是此意。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，或的丰富程度来说，学《诗》之于文学教育，意义很大。隋唐时期科举制度是以诗赋取士的，所以诗赋教育亦成为当时国学教育首当其冲的重要内容。明、清以后，文学教育有所削弱，但从封建教育整体而论，文学教育一直是受到重视的。“五四”推进了新文化兴起，胡适曾经提出“国语的文学，文学的国语”，将国语和文学紧密胶结，可见文学教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与意义之不凡。叶圣陶也说过：“文艺鉴赏不是一桩特别了不起的事，不是只属于读书人或文学家的事。”“文艺鉴赏是谁都有分的事”(《文艺作品的鉴赏》，见龙协涛编《鉴赏文存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3页)。可见，现代教育史上文学教育还是很受推重的。“五四”前后一些现代作家，写出大量优秀文学作品，其中有些作品也进入了国语教科书。吴研因1920年主编的我国首套白话文小学国语教科书，第一次提出以儿童文学为主。其后则有叶圣陶、夏丏尊、朱自清等人，其本身既是文学家亦是教育家，所编写的教材选入大量文学作品，使语文教育中的文学审美比重得以大幅度提升。

　　客观地看，中国当代60余年我国文学教育的情况并不乐观，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由于受“左”的思想干扰，特别是“文革”时期，传统文化礼崩乐坏，极左政治甚嚣尘上，文学教育庶几失语。改革开放后的30年，在商业大潮冲击下，文学教育也是思路不清、语焉不详，呈暧昧不明之状。长期以来，我国语文教育一直都在强调狭义上的政治性、工具性。在方法论意义上，许多地方学校热衷于向学生抡舞“中心思想”、“段落大意”、“词语掌握”之类的“近传统”的“三板斧”，而对文学文本(课文)的精妙之处、审美特色、欣赏角度等带有文学本体论价值的元素，却因教学大纲的挟持而令学生无缘问津。上世纪80年代语文课本的编选文本，文学性仍未得到足够重视。上世纪90年代后教材虽增选了优秀文学作品，但从数量看是很不够的。教学方法上，受前苏联分析教学法影响，教师仍习惯于将一篇非常优秀的作品解构得支离破碎，从而消解了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功能。进入新世纪以来，特别是《语文课程标准》(试验稿)颁布后，文学教育始才得到一定的重视。

　　教育家张志公说过：“我很重视文学教育。不是要求学生们人人成为文学家，但是人人要接受文学教育。”(高凌云等《语文课堂中如何渗透文学教育》，《文学教育·下半月》2008年第10期)在推行素质教育的21世纪，文学教育的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共识。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，我国先秦时期曾将文、史、哲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。现代则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，故亦称“语言艺术”。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，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。可喜的是，在一些地方学校课堂上，文学教育注意挖掘语言的深层意蕴，领略词语的言外之意，分析评判作品的表达技巧，品评作品的风格特色，评价作品的思想内容，从而提升了青少年学生的文学阅读与鉴赏能力。显然，文学教育不能离开语言训练，否则就不可能达到文学教育的目的。文学是人学，文学教育就是培养人格的教育，人格教育应包括知、情、意三个方面，其本质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。现代人格教育基本特征是突出个性和创新意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审美个性的培养显然是文学教育需要致力的关键点。事实上，伴随着文学鉴赏而进行的语言教育，效果更为显著。古今中外，文学教育从来都是以语言教育为基础，并把完成语言教育目标放在重要地位。说到底，文学的功能主要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，其目的在于培养人的审美个性，提高审美能力。

　　车尔尼雪夫斯基说：“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人，因此，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，他不能(即使他希望这样做)不作出判断；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，就是艺术品的新的作用，凭着这个，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活动。”(《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》)人们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获得信心和力量，使思想境界变得脱俗高尚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所表现的为追求真理“上下而求索”、“虽九死犹未悔”之精神，成为了有志者的座右铭；文天祥名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也常被人当成节操自励之格言。长篇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保尔·柯察金的光辉形象，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追求人生价值的青少年。郭沫若在谈到文学的力量时，曾举例说：在日本古代，一个尼姑庵里住着一个妙龄尼姑名叫慈门。一次，一伙强盗闯入该庵，将慈门捆在柱子上后抢劫财物。慈门无法反抗，便很超然地唱了一首和歌。和歌的歌词说的是波浪在夜里漫过了芦苇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而暗含的意思是说：庵里的东西本来都是从外面取来的，现在被强盗抢去也是当然的。结果那些强盗把她从柱子上解下来，财物一点也不拿，各自逃走了。他认为“这完全是因慈门超然的情感引起强盗们超然的情感”。可见文学教育的作用，正是通过凡此种种“审美作用”间接地发生作用的。它可以起到统一人们的情感，并像灯火一样引导人们在求真、向善、臻于美的漫漫人生道路上稳健行进。

　　总之，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在于帮助青少年汲取有用的，而其深层价值则是塑造人们的灵魂。优秀的作品的确可以塑造灵魂。鲁迅说过，“在小说里可以发现社会，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。”(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第109页)狄德罗认为，“诗人，小说作家，演员，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。”(《论戏剧艺术》，《文艺理论译丛》，1958年第1期第150页)当代美学家王朝闻也说：“认识艺术里的生活的能力有所提高，它也一定反作用于对普通实际生活的敏感。(《寓教育于娱乐》，《文学评论》1979年第3期)作家用自己的心血来创造作品，反映社会生活，其根本目的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生活。无论哪个作家，在描绘社会生活时，都不会是毫无目的的“纯客观”反映，无论他是否自觉，在选取素材、塑造形象时，必然融入他对生活的评价，他的爱与憎，以及他的生活理想与对真理之探求。而教育者经由向被教育者讲授优秀文学作品，被教育者经由阅读、理解表现作家的思想才气、智慧、生活感悟的精品力作，促使他们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——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应该重拾文学教育的本原价值之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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